年前《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有两篇关于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研究的三口陷阱》（袁良骏1998．10．21）和《从知堂诗看其人》（顾农1998．11．18），我很赞成两文以民族大义论周作人，也想就“知堂诗”再发挥几句。
顾农同志文提到的《苦茶庵打油诗》及《补遗》，主要是从周作人“自称这些诗表达的感情大约只有忧与惧耳”立论，指出“颇有些与所谓‘忧与惧’毫不沾边以至意向相反的篇什”。我想进一步“听其言而观其行”，把周作人的诗和行对照来看。
先说1941年的诗。《苦茶庵打油诗》及补遗共录六首。其中有“乡居况味不胜言”、“开门偶共邻翁话”、“读书应是最相宜”、“把卷沉吟过二更”等颇有点闲适冲淡清高味道的诗句。但如果观其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41年周作人督办（伪教育总署督办）可说是宵衣旰食，勤于王事：1941年春去访问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7月在伪中央电台播讲《治安强化与教育之关系》，11月华北“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南方是第二期清乡，周作人到苏北视察。再说1942年。周作人当年的诗收录了8首，又是“野老生涯是种园，闲衔烟管立黄昏”、“常怜下界满疮痍”、“珍重明时风雅意”等。但写这些诗的当年周督办还是很辛苦的。1942年4月华北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周作人去保定、定县一带视察；5月随伪“国家元首”汪精卫出访“友邦”伪满洲国，后又参加日本炮制的“东亚教育大会”；11月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周作人又到河北井陉、河南彰德一线视察；12月9日为配合“新国民运动”，上午穿上日式军装在东单练兵场参加青少年训练“结成式”，下午在天安门和冈村宁次等检阅（周作人是“新民青少年中央统监部”副统监），大概不可能有时间“闲衔烟管立黄昏”。这一年周作人东到东京，北到“新京”，南到苏州，西到井陉，进伪满“帝宫”，拜“靖国神社”，何尝是他年终的诗句“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还有顾农同志提到的“酒食征逐、兴高采烈”的周作人1943年4月的诗“疲车羸马招摇过，为吃干丝到后湖”，其中至少“疲车羸马”是不实之句，是诛心之词。1943年1月，汪伪“国防会议”特派周作人为“新国民运动促进会”委员，二月，“国防会议”又指定周佛海、周作人等为“常务委员”。至此，周作人在伪政权中已是“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委会委员”、“华北咨询会议委员”，特任一级待遇，月支“中联券”4000元。有名流学者、名作家身份的汉奸中地位最高、任职时间最长、兼职最多的周作人，由华北到南京，招摇过市则有之，“疲车羸马”则未必。而且，1943年4月10日，周作人在苏州游灵岩山，有诗纪“多谢石家豆腐羹”，4月10日，与苏州一江之隔的南通开始“清乡”，苏州邻县无锡已于4月1日开始“清乡”，我们不好说这次周作人又和前年一样是来“视察”清乡，但在敌寇一次又一次“强化治安”“清乡”“扫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腥风血雨之中的严酷时代，周作人这些闲适、冲淡的诗也正起着美化、粉饰暴敌凶残的作用。因此，对周作人的《苦茶庵打油诗》，我们读其诗还要观其行。从以上简略的介绍，周作人这一时期主要的“行”是两项，一是积极配合敌人的“治安强化”和“清乡”，一是积极参加提倡新国民运动。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是货真价实的卖身事敌的汉奸，是凶恶残暴的侵略者的帮闲和帮凶。当然，周作人的帮闲和帮凶有其特点，就像鲁迅所说的“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周作人对敌人扫荡、清乡，除了以广播演说、视察、检阅等配合之外，也还要作“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诗文配合。在那段时期他或说明治文学，或论希腊神话，评古籍，述旧闻，考掌故，谈民俗，吟空灵之诗，作闲适之文。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帮闲和帮凶，《苦茶庵打油诗》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周作人异于殷汝耕、李士群、丁默?这一类有血迹有血腥气的汉奸的特点，对敌伪来说，这正是周作人能高价而沽的价值所在。
在《苦茶庵打油诗》的最后，周作人还有一段话，说他这些诗“大约只有忧与惧”，而且提出他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也是那种古老的忧惧。在打油诗的后记里郑重地提出一篇文章，想必为周作人所特别重视，这里不能不也就此文说几句。《中国的思想问题》说中国的中心思想是仁、是忠恕、是求生存还讲生存道德。求生存“各民族心理的发展也就分歧，或由求生存进而求永生以至无生，……或由求生存而转为求权力，……唯独中国固执着简单的现世主义，讲实际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并没有什么神异高远的主张。”讲传统思想、讲儒家，讲生存道德，却归结到“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实际上是敌寇和汉奸“说的烂熟了的”），正是以学者身份写的“没有血腥气”的帮凶文字。而且，这篇文章发表在1943年1月，1943年是汪精卫所说的“新国民运动”由准备到实践的一年，汪精卫本人就在各地三次宣讲“新国民运动纲要”，荣任“新国民运动促进会”常务委员的周作人在“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的北平也宣传“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应该说周作人对他荣任的“新国民运动促进会”常务委员是克尽其职的。
总之，应该如实地说周作人曾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健将，应该如实地说周作人曾是有自己风格有相当影响也有相当成就的作家；但是，也应该如实地说在外敌入侵、国土被强占、同胞被屠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亿万军民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共赴国难的时候，周作人却卖身事敌，当了汉奸。近几年很有些同志主张并实行“周作人研究”，对此，我三年前有短文《周作人与四世同堂》也谈到此事，下面就抄下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周作人还是值得研究、应该研究的。但是，除了哲学、美学、文艺思想、文学风格等等之外，周作人研究至少还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新文化运动中一些堪称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先驱的人，‘因为终极的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语），而周作人是经历了由先驱而退伍而落荒而颓唐而叛变的全过程的。也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周作人，我认为甚至更有益——特别是对青年。”
